我把现在看做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点：过去30多年改革开放的时代已经结束，现在是新的30年的开端。在这样的历史时刻，形成具有建设意义的超越性思维，是极为重要的。

　　客观地说，改革现在确实已经走到了尽头，尽管改革的任务其实没有完成。这体现在，改革已经成为一个不能有效解决当前中国社会种种问题的理念。这不仅是源于改革遇到的客观阻力，也是源于改革本身潜力的有限性。更重要的是，改革已经成了一锅夹生饭。

　　最核心的一点是，改革这个理念缺乏有足够潜力的价值目标。从表面看，改革这个词本身是没有价值目标的，只要变就是改革，甚至将改完的改回去也可以叫改革。一天吃三顿饭改成一天吃一顿是改革，一顿改成三顿也是改革。

　　说现在是历史的转折点，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原来在中国社会起作用的一些基本逻辑已经在发生变化。比如说，在改革最初的20年中，经济发展会自然导致社会状况的改善；在过去的十几年中，经济发展虽然已经不能自然导致社会状况的改善，但至少能起到托底或保底的作用。但现在看，用经济发展托底或保底已经越来越困难。甚至发展本身制造的问题比它解决的问题还多。当然，这不是说经济发展不重要，现实是，发展不见得能解决问题，但不发展肯定会造成问题的恶化。

　　但上面说的只是表面的层面。仔细分析，在中国当时的情况下提出改革，是有一个隐含的价值目标的，这就是效率。这些年改革的实践，贯穿的就是这样一个目标。但这个价值目标是有问题的。第一，效率应当是社会的诸目标之一，其主要应该体现在经济领域。当把效率作为整个社会目标的时候，也就摧毁了其他目标的价值。第二，当把效率作为唯一目标的时候，改革也就只能限于经济领域，政治体制改革和法治建设根本无从谈起。因为这些和效率基本上没有大的关系。所以一些改革者试图从效率的角度来论证政治体制改革和法治社会建设的时候，就显得牵强而无力。

　　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其实应当是手段，而不是目标。而手段本身是不能成为基本理念的。因此，上面的这些说法其实不是否定改革，说的是改革应当也只能是实现目标的手段。

　　这些年来，正因为将手段作为目标，人们的眼睛中只有效率这一个东西，不但非经济领域的改革无法提出，就是经济领域的改革也走样变形。这些年在改革中出现的种种问题，于此有着密切关系。正因为这样，改革实际上已经为许多人所不认同。

　　有网友说，改革是与革命相对应的。这就涉及改革的有一个基本价值假定，即渐变。一般地说，渐变当然是对的，因为人们都不希望革命，都不希望动荡。但渐变的理念，在既得利益集团已经壮大的情况下，很容易演变为不变、胡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