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2日，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宣布美联储将一直保持利率近零水平直至失业率降到6.5%，只要通胀预期保持可控。美联储的治理权限—与欧洲央行不同—明文规定包括支持就业的指令权，但伯南克的话是标志着美联储第一次将其利率政策与就业数字目标挂钩。这是一个值得欢迎的突破，应该被其他央行所效仿—不仅仅是欧洲央行。

　　中央银行的权限因它们为货币政策设定的目标的不同而不同。所有央行的目标都包括价格稳定。不少央行还加上了总体经济状况（包括增长和就业或是金融稳定）内容。一些国家给予央行单方面决定通胀目标的权力，一些国家则要求央行与政府合作设定这一目标。

　　但是，近年来从未有主要国家的央行设定就业数字目标。这应该发生改变，因为发达国家所面临的就业挑战规模日益显著。疲软的劳动力市场、低通胀和债务积压意味着需要将各项任务来一次根本性重新排序。在日本，即将出任首相的安倍晋三也释放出同样的信号，尽管他准备为日本银行设定一个“最低”通胀目标，而不是与通胀或就业挂钩。

　　全球价值链的扩大将数亿发展中国家工人以及劳动力节约型技术与全球经济融为一体，这意味着成本推动型工资通胀几无可能发生。类似地，长期债券市场表明，通胀预期极低（当然，利率在人们感觉存在主权违约风险和重新计价风险时会有所增加，南欧便是明证，但这和通胀无关）。此外，如果通胀在未来数年略有上升，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的去杠杆化也会更加容易，IMF在一年前就鼓励讨论这样做。

　　除了这些考虑，决策者还应该考虑高失业带来的巨大人力和经济成本，包括数百万对生活失去信心的人、技能损失、一整代人丧失机会、闲置人力资源的平白浪费等。对于一个对社会来说是一笔大负债但更是一笔巨额公共债务存量的经济，其失败能否保证千百万年轻人能够获得参与其中的技能？

　　最需要对任务重要性重新排序的非欧元区莫属。但是，奇怪的是，美联储而不是欧洲央行设定了通胀目标。美国失业率已降至7.7%，经常项目赤字接近5 000亿美元，而欧元区失业率达到了创纪录的近12%，经常项目盈余近1 000亿美元。

　　如果欧洲央行的通胀目标是3%而不是接近但低于2%，且世界最大经常项目盈余国德国将工资提高6%并容忍4%的通胀—这意味着真实工资增长略高于预期生产率增长—则欧元区调整过程的政治和经济代价将会更小。事实上，北欧的政策算盘大大地低估了过度紧缩和工资通缩给南欧造成的影响以及由此产生的经济损失。随之而来的年轻人高失业率、医疗问题和产能闲置也对北欧出口商品需求带来了巨大冲击。

　　与传统智慧相反，欧洲央行的法定权力允许这样的任务优先顺序重排，因为对于欧洲央行，《欧盟运行条约》规定“欧洲中央银行体系的主要（特别强调）目标是……保持价格稳定”，而对于强调就业的欧元区总体经济政策，该条约另有条文规定。这似乎并不妨碍欧洲央行在面临重大挑战时暂时补充以就业为目标。

　　此外，欧洲央行有设定泛欧元区通胀目标的权力，可以在两三年内将其设在较高水平而不违反条约。真正的问题在于德国的政治态度。然而，20世纪20年代恶性通胀的记忆似乎比20世纪30年代初大规模失业的记忆更为惨痛，尽管后者才是导致纳粹上台的原因。或许即将到来的德国选举将让进步力量澄清德国和欧洲—事实上是全世界—所面临的危机。

　　从全球角度看，所有这些都没有消除长期通胀危险。在大部分时候的大部分国家，通胀都应该维持在极低水平，央行也应该通过稳定的长期目标锚定通胀预期，尽管如此，将目标改为名义GDP的替代方案也值得考虑。

　　此外，货币政策不可能长期代替结构性改革和可持续预算。长期零真实利率会带来资产泡沫、资源配置不当和意料之外的收入不平等等风险，最近的历史（不仅仅是美国和日本）证明了这一点。

　　但是，在未来2—3年，特别是在欧洲，去杠杆化的需要、失业高企的成本以及社会崩溃的风险让美联储所宣布的临时性失业目标显得极为合理。

　　克马尔·德尔维什（Kemal Dervi）是前土耳其经济部长，联合国发展计划署署长，世界银行副行长，现为布里克林研究所副主席。